赤壁这群“红马甲”，让文明在公交车上流动

内容摘要：　[6]参见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00页。

[6] 参见苏永钦主编：《部门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400页。

在许可认可之际援用民间技术标准的前提是，行政机关要对规格标准进行技术评价。2017年《标准化法》第27条第1款规定：国家实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借此，企业标准的备案制度在《标准化法》上被取消。

只要民间机构能根据科技的发展及时灵活地更新样式规格，样式规格的持续改善就成为可能。企业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还应当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和产品的性能指标。国家在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时应当对其实施技术评价，并对其承担最终责任。虽然性能的责任所在变得明确起来，但因性能规定的供用期间通常较长，企业的责任和风险也会加大，有时也因期间较长，应当承担责任的主体可能都已经消失了。《团体标准化第2部分：良好行为评价指南》（GB/T 20004.2—2018）2018年7月13日发布、2019年2月1日实施，确立了对社会团体开展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的基本原则，提供了评价内容和评价程序等方面的指导和建议。

其二是团体标准发布机构可以申请转化为官方标准（第28条）。再次是民间技术标准的技术评价。经由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体系趋于严密、工作机构不断健全、工作制度逐步完备，从而为其有效履行工作机关的职责奠定基础。

[50]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年谱（1979-1997）》（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00页。[35]这意味着，政治一致性并非先在，而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多元利益沟通、审议和协商的结果。[67]参见彭冲：《关于健全全国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载《民主法制论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6页。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建立在人大常委会的党组织来实现。

[46]参见刘志鑫：《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载《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3）代表会议的职权由宪法规定，基本法令、重要政策必须经过人民代表机关决定，这就是最高的领导。

据此，应注意调适工作机关和内部工作机构的关系，避免可能出现的反向控制。比如代表机关的兼职性和工作机关的专业性，导致全国人大的权力更多沉淀到其常委会层面。（3）由国家权力机关决定重要法律和政策，但其并非（也无法）行使所有职权，需要产生其他机关来负责执行和司法。周鲠生对此解释道：政权就是国家权力的意思。

[10]《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通过政治机关缔造国家政权。[56]《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42页。[18]谢觉哉：《全国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建设情况》，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5日，第3版。

[38]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71-272页。[76]林彦：《维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功能--兼评〈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草案）》，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6期。

[72]在推进制度建设方面，2021年全国人大对《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进行修改，202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作出了修改。[39]最终，刘少奇在五四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能够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并能够监督其实施的国家权力机关。

（4）作为工作机关，全国人大需要设立常设机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不断强化自身组织体系和制度建设，调谐政策问题和法律技术问题的关系，使得工作机关既有充分民主正当性，又有健全的工作能力。[21]阚珂：《1954年制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转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载《法制日报》2015年6月11日，第3版。具体包括：（1）在工作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由于改革开放后立法工作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3]并建立起精密完备的立法工作机关，这导致立法权挤压了权力机关的其他职权（比如宪法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监督权）。（2）由于全国人大作为代表机关，才能按照人民主权的逻辑，全面承接人民的主权信托，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此，可考虑增强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的主导权，善用全国人大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促使全国人大在有限的会期中行使更多实质性权力。现行宪法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强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

这个历时五年的开国大典，事实上就是党领导人民开展民主建政的过程，也就是周恩来所强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负有伟大的建国责任的。1983年彭真重申：我们不是二元化，而是一元化，权力集中在人大。

[73]参见王理万：《立法官僚化：理解中国立法过程的新视角》，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40]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8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立法为例，立法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等重大问题的，必须报党中央讨论决定。

而从宪法立国的角度而言，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是执政党开始依宪执政的起点。[14]周恩来：《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51]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全国人大的四重机构属性在特定情形和语境下，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这构成四个机关的内在理论和现实张力。

就此而言，宪法学常说的国体决定政体，并不仅指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决定了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意味着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的范围，并进而决定了代表谁的问题。最高性也不意味着权力集于一家，而是职权要有所分工。

这些最终落实到工作机关的建设上，即通过自身组织建设和职能定位，嵌入到政治过程和社会力量之中。[61]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彭真提出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增设几个委员会，如司法检察、工业、商业、交通、农业、文教、城市、社会福利等委员会，与国务院各口实行对口监督，并强调解决问题要有对立面，要唱对台戏。

周恩来在关于《共同纲领》草案的说明中，强调人民和国民的区别——在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之前，他们只属于国民的范畴，但还不是人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确定人民的标准和范围，既满足了代表何以可能（同一性）这个前提条件，也是解决代表谁（谁契合了同一性）的必要步骤。

因此，最高权力机关并非全权机关，而是宪法之下的有限机关。有些问题虽不涉及重大体制和重大政策调整，但社会高度关注、各方面意见分歧较大、难以协调形成共识，也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党中央报告、由党中央决策。[25] 全国人大作为政治机关，实质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大的关系界定，底层逻辑是政治代表制和法律代表制的互动和融合。除了宪法草案序言中的全体人民事实上指公民外，其余条款中人民的含义均符合以上解释。

[3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0页。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的工作机关属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之初，并未设立党组，但是在中央政治局中，由彭真直接分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直接对中央负责。因而，由政治机关到代表机关，实质上就是在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群众的政治逻辑中不断往复。

据此，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增设新闻局、人事局。[32]2018年宪法修改，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将中国确立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强化了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宪法基础。